诗歌、散文、辞赋、骈文、小说等文学样式,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
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。
汉末魏初,在“世积乱离,风衰俗怨”的社会背景下面,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“五言腾踊”的大发展时期。
这一时期以曹操,曹丕、曹植父子为核心,加上孔融、王粲、刘桢、陈琳等所谓“建安七子”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,创造了“建安文学”的辉煌。
建安文人的作品,具有“慷慨任气”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,其中曹操的诗歌,沉雄悲凉,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,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,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,如《蒿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、《步出夏门行》等,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。
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,人称“建安之杰”。
他的诗歌“骨气奇高,词采华茂”,《白马篇》、《赠白马王彪》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。
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,著名的〈洛神赋〉美不胜收。
“七子”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,他的《七哀诗》、〈登楼赋〉等篇章,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。
魏晋之交,随着世风的变易,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。
阮籍、嵇康的作品,或沉郁艰深,或风调峻切,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,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。
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,诗人有“三张二陆两潘一左”之称,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,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,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。
其〈咏史〉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。
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,“理过其辞,淡乎寡味”的玄言诗泛滥一时,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。
陶渊明的时代,“真风告逝,大伪斯兴”,他因贫而出仕,目睹官场黑暗,不愿同流合污,决心辞官归隐,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。
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,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,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。
创造了情、景、理交相融合,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。
《归园田居》、《饮酒》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。
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,但《读山海经》(“精卫填微木”)、《咏荆轲》等也显示了诗人“金刚怒目”的一面。
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,他没有忘怀世事。
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,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。
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,他的散文、辞赋,数量虽不多,却非常出色,著名的有《桃花源记》、《归去来兮辞》、《感士不遇赋》等。
南北朝时期,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,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。
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,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,世称“大小谢”。
诗人鲍照出身寒微,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,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
北方文苑稍嫌荒寂,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,如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、杨炫之的《洛阳伽蓝记》、北齐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。
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。
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,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,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。
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,鲍照的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、《芜城赋》、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。
总的来说,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,为唐代文学、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,作了充分的准备。
此外,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。
南朝的吴歌、西曲明丽柔婉,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,风格各异,但都情意真切。
代表孔雀东南飞木兰诗

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,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,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。生产队体制,指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。故生产队时期也叫大跃进时期。
生产队是指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中的一种组织形式。在国营农场中,它是劳动组织的基本单位。在农村,它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,实行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。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,归生产队集体所有。生产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,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,制定增产措施,指定经营管理方法;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;在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的条件下,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,处理和出售多余的农副产品。
杜甫困守长安时期写出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,创作出《兵车行》、《丽人行》、《前出塞》、《后出塞》、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等具有深刻思想的诗。
杜甫(杜少陵,712年-770年),字子美,自号少陵野老,本襄阳人,后徙河南巩县,唐代现实主义诗人,与李白合称为“李杜”、“大李杜”,后人称他为“诗圣”,他的诗也被称为“诗史”。
日本在古代原来并不叫日本。在古代日本神话中,日本人称其为“八大洲”、“八大岛国”等。据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记载,我国古代称日本为“倭”或“倭国”。公元五世纪,日本统一后,国名定为大和。因为古代日本人崇尚太阳神,所以将太阳视为本国的图腾。相传在七世纪初,日本的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:“日出处太子致日落处太子”,这就是日本国名的雏形。